山西大学中国考古学六讲系列第二组阶段性总结
——赵辉教授新石器考古专题前两讲讲座纪要
继5月份刘绪教授夏商周考古专题六讲之后，6月份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到我校开展新石器考古专题六讲。赵辉教授分别于6月12日和14日在山西大学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进行了有关新石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两次讲座。
6月12日晚7：00~9：00，赵辉先生第一讲报告“中国新石器考古的过去与现在”，由山西大学杭侃副校长主持。
赵先生首先提到了解学术史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更合理地选择今后做科研应该努力的方向，否则，如果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或课题可能就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或者有前途的问题，如此便会浪费学术生命。所以，一个科研机构乃至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规划，都应立足于对当前学科现状的准确评估。
山西大学杭侃副校长主持第一讲开幕
其次，赵先生详细阐释了如何考察学术史，提出研究学术史分期的重点是考察学科研究体系的变化。考古学的研究体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资料，把获取资料的手段叫做技术。第二个层次是信息的系统化，所运用的手段叫做方法。第三个层次是阐释，通过对系统化的信息进行一个历史的阐释，就可以上升到历史研究了，在该阶段就可能形成某种历史理论。这三个层次是互相联动的，三个层次整体发生了变化，这个学科的阶段性变化就出来了。
最后，赵先生从新石器考古的角度对中国考古学术史的两大阶段进行了深入系统地讲解。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指出了如何重建上古史的一个道路。从学理上看，安特生的这项工作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比较合理。1921~1940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早期阶段，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完成“中国化”。1931年梁思永先生“后冈三叠层”的发现，标志着层位学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成功应用。1948年苏秉琦先生《瓦鬲的研究》一文，标志着器物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成功尝试。1949~1985年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晚期阶段，主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的建立。1985年以来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二阶段，即古代社会复原研究。
6月14日晚7：00~9：00，赵辉先生第二讲报告“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李君教授主持。
赵先生首先对考古学的文化概念进行解读。从柴尔德先生1929年和1956年的“文化”概念说起。“文化”早年的解释，一是关于文化的本体，大致等同于某个级别的人类共同体——族群；二是进化论和传播论在早年解释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扮演了重要作用。进化论和传播论皆有机械唯物论的色彩。而人类社会和历史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人和人的社会是主观能动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发挥，就和进化之间凑成了千奇百怪的关系，从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这正是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区别所在。概括地说，文化是对物质资料现象的归纳，和对其差异性的说明、解释，是考古学关于物质文化现象的理论。
赵辉先生
其次，赵先生详细阐述了考古学文化研究之于历史研究的三个作用。研究考古学文化是研究历史的起点。考古学认识历史，首先是从整理物质遗留开始其研究的。在考古资料里，文化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就成了考古学家整理新的考古资料时的一种工作概念、工作原则、标准。根据这个标准，物质资料被归纳出不同的文化面貌上的群体、集合体——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借**古学文化，可以搭建起历史的时空框架，这是考古学复原研究历史的起点，是第一步。第二，通过对文化格局及演进变化过程的认识，来了解、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脉络。如果说文化面貌的共同体与创造它的背后人们共同体是有关联的，文化演进中的种种表现就是人们共同体关系的浅层表达。如此，考古学研究就通过这个途径触及到较文化面貌这个表层更深一层的历史了，或者说，它为我们探讨人们社会共同体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线索。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二步。第三，通过这些线索，将启发、引导我们深入考察其导致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但要深入到了解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单凭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技术方法的类型学就难以胜任了。
李君教授主持第二讲
接下来，赵先生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类型学的作用及局限性进行了系统论述。类型学本质上是特定角度的分类方法，用作考古资料的相对年代研究。运用类型学分
析考古资料的相对年代问题时，不同时段的资料整体风格、组合种类的变化自然会被人们注意到。进而，人们还发现，这种群体性的差别也存在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之间。在这个过程城中，促成了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的理论性思考。于是，类型学也就从作为相对年代的研究方法拓展成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法。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其文化面貌的整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体性、群体性的把握，就是如何划分出不同的文化群体的研究。一是对群体内部不同组分的分析，不同的组分，有的代表传统，有的代表传播，对于前者，我们又叫谱系分析，对于后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因素分析，借此探索不同文化群体彼此间的关系。大体而言，对文化面貌的整体性研究是最早开展起来的，对文化组分的梳理开展得略晚，但日渐重要，是当今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主要部分。
类型学的局限性：一是类型学仅只是研究相对年代的技术。并且必须和地层学提供的证据结合使用，以及必须和绝对年代的测年数据参照使用。二是类型学关注的是逻辑过程，但忽略了实际过程，即把丰富多彩的“个体事件”抹杀了，而只关注“趋势性事件”。三是类型学只给出了事件结果，而没有也没有能力给出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所以，类型学角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表面现象上，要想深入探讨文化背后的社会研究，需要开拓新的手段与方法。
讲座现场
现场提问
最后，赵先生就人类文化的层次性问题；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稳定社会和流动性社会或动荡社会的文化；文化与族群、族属的关系；物质文化史研究如何与古代社会研究衔接等四个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讲解。为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和更深层次的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引——“历史主义的策略路线”。
讲座结束后，赵老师就听讲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解答，让大家获益匪浅。
附记：赵辉先生的新石器考古专题第三至第六讲将在9月份开学初继续举办，敬请关注。
附主讲人简介：
赵辉先生，1953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士学位，1986年获历史硕士学位，留校任教。2006~2014年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现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委会主任、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田野考古学的教学及研究，在考古学文化、史前社会、田野考古学技术等领域均有专门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重大课题“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科技部支撑计划研究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日合作“良渚文化植物考古学研究”等项目。
供稿：王小娟
摄影：白堂玉、张涵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