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1日晚，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学院考古系主办的学术讲座在山西大学理科楼B101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山西大学考古系赵杰老师主持，西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丛苍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本次讲座赵丛苍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巴蜀文化做了详细的介绍，即发现“三星堆”、“巴蜀文化的”的提出、蜀文化与巴文化的“巴蜀文化圈”，最后用“余言”结尾。
第一部分 三星堆的三次大型考古发掘史。
1929年四川广汉中兴乡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及儿子燕青保在清理门口的水沟时刨出三四百件珍贵的玉器（有璋、圭、琮、壁、斧等）。后1934年3月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和林名均前往发掘。1960年，川大考古系调查了广汉真武宫----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内涵。1963年与省文博部门一起进行了发掘，从地层上证明有商和西周的遗存。
1980年以来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揭露出夏商周时期早期蜀文化的房基40余做，小型墓葬4做。发现了东、西、南三面的古城墙，北面为鸭子河河道，墙外有壕沟存在。
1986年春天发掘的三星堆三区文化层厚达2.5米，可分为16个层位，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周及秦汉的连续地层。其中在南墙外50余米处清理出两个祭祀坑，出土神人铜立像、面像、头像;神树、龙、蛇、鸟兽；金面罩、金杖;铜玉礼器璋、瑗、圭、璧、戈、矛、凿;象牙等等稀世珍宝上千件。是国内外罕见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此可看作三星堆第二次大发现期。
三星堆第三次大发现自于2019年。在1986年两个器物坑附近发现6个与前两个坑形制基本相同的坑，性质基本相同。其中四号坑中象牙很多，也有铜器，铜人顶尊等；三号坑发掘出容器、铜尊；五号坑坑内都是小金箔，象牙饰等。第三次发掘过程中，发掘仓的建设为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掘提供一种新的范式，重视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将实验室建在考古发掘现场，并同步开展多学科研究。
第二部分 巴蜀文化的提出及研究历程。
1934年郭沫若提出：广汉发现的琮、壁、璋等均与中原出土物相似，证明很早就有文化接触，广汉发现的器物，可能是蜀国遗物。瑞典安特生认为，广汉出土物与河南仰韶的收藏品极为相似。葛维汉在1936年发表《汉州发掘的最初报告》，把广汉文化的上限定在铜石并用时代，下限在周初。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要考古成果有：（1）巴蜀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认同；（2）把广汉的发现与蜀联系；（3）蜀之国在殷周之际，而历史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4）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5）巴蜀独立发展说的提出。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因而有大量的地下文物的出土。巴蜀考古在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徐中舒等的领导下，进行科学的发掘出土文物的价值远非过去的零星盗掘所能比拟，从而把巴蜀研究引向深入。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等文章相继发表。
八十年代，巴蜀考古有突破性的发现，研究工作也很多。关于考古学意义的“巴蜀文化”研究，以往在此方面问题的研究中很多情况下是使用了“巴蜀文化”的措辞。与学术研究的高目标相比，其概念不能不说有模糊之嫌。究其原因，当咎资料的欠缺和研究之不够深入。近年来的相关考古发现愈益增多，巴蜀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点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汉水上游和鄂西三峡地区相关考古学遗存的发现，使得我们对于早期巴蜀文化的认知成为可能。
第三部分 蜀文化与巴文化的“巴蜀文化圈”。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巴蜀文化圈＂在川西平原到汉水上游、鄂西三峡乃至秦岭北麓的范围内，分布着被认为是蜀文化和巴文化的遗存，可作为一个文化圈看待。
（一）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三星堆遗址在四川广汉，南距成都40余公里。三星堆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发现有城墙、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出土有特色鲜明的青铜器和精美的玉器，以及丰富的陶器等遗物。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比例达80%夹砂褐陶是最主要的陶系。纹饰不发达，常见有绳纹、弦纹、几何形纹、方格纹、人字纹及贝纹等。主要器类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和鸟头把勺、壶、瓶、觚、圈足盘、器盖等。与宝山文化的陶器面貌相比，其主要器物种类有较大区别。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性质，其为蜀文化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
（二）宝山文化
1950年以来，秦岭以南的汉中城固、洋县一带，出土商代青铜器20多批，近700件。数量众多，特色显著。城洋铜器群集中地分布于滑水河及汉江两岸的东西约40公里，南北10多公里的地域内。铜器点有的在河(潘水河或汉江)岸边，有的在高出于周围地带的土台上，以后者占多数。依铜器点的分布规律和埋藏形式、推测其埋藏性质，主要是与祭祀等礼仪活动有关；有的或与突发原因的财富储藏有关；少数的不排除作为墓葬随葬品的可能性，但目前尚缺乏证据。埋有铜器的那些人为或自然的高土堆，有的可能是当时举行祀典等重大活动的场所，或亦与防御功能有关。城洋铜器群的特点为:兵器在全部铜器中占大宗，其中三角援戈、深銎钺、圆刃钺特色明显;作为仪仗用器的弯形器、璋形器面具等，个性突出；属于中原传统礼器的鼎、簋、尊、瓿诸类器物，在铜器群中占一定比例，有些器类如尊等器形具有自身特点。宝山遗址自下而上堆积有新石器时代、商时期、汉代以及清代几个时期的遗存。其中商时期的遗迹、遗物丰富，是宝山遗址的主体遗存。宝山商时期遗存的其特点是，陶器中釜的数量最多，形制多样的高柄豆和高颈小底尊、扁腹壶、小底尊形杯、有鋬圈足尊等各占一定比例，也见有鬲等中原系陶器。此类遗存在秦岭之南今汉中、安康的汉水上游，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宝山文化。而城洋铜器群属于宝山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宝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拥有各不相同的陶器组合，尤其炊食器有着根本的差别，显然不具有亲缘关系。三星堆文化被指为蜀人的遗存，已基本为学界之共识。宝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内涵方面的明显差别说明两者不为同一族属即宝山文化非蜀文化。
（三）路家河文化
分布于鄂西三峡地区的路家河文化以釜、束颈罐、鼓腹杯、灯座形器、石钁、石锚为典型器物，并且釜的数量在陶器中占有绝对优势。陶器的特征是以灰黑陶和褐陶占多，泥质灰陶次之，另有少量的泥质黑陶、红陶等，纹饰以绳纹或米粒纹为大宗。其他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纹以及S形纹、云雷纹等。
宝山文化与路家河文化的关系，在文化面貌上甚为接近，陶釜都占比60%以上。路家河文化被定位巴族遗存，汉水上游，尚找不到比宝山更早的遗存，而路家河文化比宝山文化早。两者之间的文化的联系是紧密的。
（四）十二桥文化
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是集中分布于四川成都、并在川西平原一带有一定分布的文化遗存。十二桥遗址出土了与三星堆相似的青铜器、玉器以及大量陶器。有与三星堆相似的青铜器、玉器等，但发现的陶器与三星堆文化陶器，无论器物组合与形制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将两者视为具有亲缘关系的同一个族属。存在难以解释的困惑。是否可以认为，川西地区十二桥文化取代三星堆文化，可能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东边文化的介入有关，其中不排除来自汉水上游地区文化的成分。那么这就使得对该文化性质习惯被认为属蜀文化的认识，带来不好回避的问题，即十二桥文化至少存在巴文化的因素是客观的存在。涉及到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甚或可以认为:其不排除为“犁庭扫穴”的可能。
（五）“弓鱼国”墓地相关遗存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于陕西宝鸡南郊清姜河沿岸的“弓鱼国”墓地文化，是主要存续于西周早、中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包含周文化、寺洼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其文化性质曾为学者们所关注，但意见分歧。宝山发现之后，我们认识到弓鱼国”墓地文化其实与宝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联系主要体现在两者的陶系与陶器制法即技术传统有着共性特征。
两者的陶质均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陶中常见灰褐或黄褐色的斑驳，泥质陶中都见有灰胎黑皮陶圈足器的圈足皆为附加上去的，平底器之底为轮制器腹后拼加而成。器型方面，宝山文化的圈足罐、圆腹罐、大口深腹罐等陶器，在“弓鱼国”墓地都能够见到，不少器类的造型风格十分相似。
因此，二者存在内在的亲缘关联“弓鱼国”墓地的相关遗存当源自宝山文化，它们同为不同时期的巴人所创造的文化化。凤县一带还发现了与宝山文化和“弓鱼国文化相似的陶器，提供了该支文化由秦岭之南向北迁的线索。
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巴文化和蜀文化各有自己的源头。早期巴文化主要存在于鄂西三峡地区而蜀文化的中心一直未脱离川西一带，他们都在当地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分别沿着自己的文化模式传承和发展。在其发展进程中，虽然互有交流与影响，但主流因素仍然保持了各自的传统。
目前，在巴蜀文化的研究方面，关于蜀文化的研究进展较深入，而巴文化的研究则相对较薄弱，这不仅由于考古资料尚嫌欠缺而且与研究的有待深入不无关系，值得重视和加强。
最后赵老师提及“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及其源流”，指出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讲座结束后，赵杰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代表全体与会师生对赵丛苍老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
任晋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