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2日,山西大学120周年校庆科技发展论坛之考古文博学院分论坛第四讲以线上会议的形式顺利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敦煌研究院、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张先堂研究员主讲,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主持。
张老师的讲座从问题的提出、佛教的供养概念和供养活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莫高窟供养人的社会身份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历史价值五个方面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解了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的相关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张老师以两个问题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敦煌石窟艺术是由谁具体创作的?又是由谁出资创作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古代的匠师,在古代社会他们社会地位较低,故籍籍无名。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古代地方官员、世家大族、僧人等群体。这两个群体共同的名称便是供养人,由此引发我们去思考“何为供养?”这一问题。
二、供养概念和供养活动
供养的概念、仪轨制度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传到中亚,再传到我国。它既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概念,又是佛教倡导的一种重要功德修行活动。佛教中的“供养”不仅指提供生活资料的物质性供养,还包括崇敬、赞叹、礼拜等精神性的供养。不同时代、不同宗派的经典对供养活动的对象、方法、功德、意义等方面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其中较为重要的概念有:“四事供养”、“三种供养”、“十种供养”、“三宝供养”。古代敦煌人的供养活动十分丰富,既包括造窟、造佛堂、造像、浴佛、行像、燃灯的佛宝供养,也包括以写经、诵经、转经、流通佛经为主的法宝供养,还包括斋供、布施的僧宝供养。敦煌所保留的石窟、造像、藏经洞中所出土的经文、绢画等物质遗产都是昔日供养活动的体现。结合供养活动的相关概念,张老师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供养人”概念做出拓展,认为供养人指践行种种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活动来供养佛法僧三宝的佛教僧俗信徒。
三、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
张老师通过实地调查,梳理出敦煌石窟中共有281个洞窟中绘有供养人图像,约占洞窟总量的三分之二,共9216身。时代上涵盖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唐代、五代、宋代、西夏、元代、清代共11个朝代。洞窟中出现的供养人图像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开窟造像的功德,另一方面也是用来“记录功绩,永垂不朽”。随后张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地区石窟中所存留的供养人图像材料。
四、莫高窟供养人的社会身份
张老师结合题记与图像,指出供养人的身份主要有地方高官、世家大族、平民百姓、奴婢、僧人几类,并以图像实例为我们展示了不同身份供养人的形象。例如,第130窟甬道南北两侧所残留的盛唐晋昌郡太守乐庭瓌男女家人供养像表现的是地方高官供养人的形象,北周第290窟李氏家族供养人像列表现的是世家大族供养人的形象,隋代第62窟北壁成氏家族男女供养人像列表现的是平民百姓供养人的形象,晚唐第107窟东壁北侧喜和母女供养像表现的是奴婢身份的供养人形象,北周第428窟僧人供养像列表现的是僧人身份的供养人形象。
五、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历史价值
这一部分张老师从美术史、民族史、服饰史、佛教史几个方面切入,讨论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图像的学术价值。
在美术史研究方面,这些图像展现了一千余年间古代人物画的面貌。“**一面”中不乏活灵活现的个性表达,例如第217窟的供养僧描绘了青年僧人的形象,相貌特征明确,有一定的“写真”意识。张老师与同事通过使用多光谱成像技术为第205窟西壁弥勒经变像下方原本模糊不清的供养人像显示出清晰的面目。从图像中可以看出虽然榜题上所书的是汉族传统的姓名,但供养人容貌上却显示出具有西域胡人的特征。
在民族史方面,第275窟的匈奴供养人、第285窟的鲜卑供养人、第359窟的吐蕃供养人、第61窟的于阗供养人、第409窟的回鹘供养人等图像都为研究不同时期敦煌地区民族发展情况提供了史料。
在服饰史方面,孙机、段文杰等学者在研究服装、履头、幞头发式等发展演变的课题时都使用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图像。
张老师本人的研究主要由佛教史切入。首先,从供养人画像来考察敦煌石窟营造的组织形态。在古代,营造石窟是一项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的工程,需要组织许多家庭、许多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实施。所以莫高窟中的供养人像大都是以群像形式出现的,主要有集团造窟、单一家族造窟、家族联合造窟、僧团造窟、社人造窟几种形式。
其次,由供养人画像位置与尺幅变化也可以考察人与神关系的演变。位置上,北凉至初唐供养人像一般分布在四壁下部、佛龛边沿等位置,而从盛唐开始,逐渐上升到甬道、两壁较为显要的位置。尺幅上,北凉至初唐洞窟中供养人画像都较小,而盛唐以后逐渐开始出现高大供养人像,到晚唐、五代、宋初甚至出现大批超身巨像。早期虔诚信徒匍匐在佛菩萨脚下礼佛的庙宇,逐渐演变成为显示地方高官、世家大族显赫地位、权势声威的殿堂。这一情况的变化与敦煌在特殊历史时期不同于内地的独特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第三,中唐以后在窟门上方出现了表现亡故先人的供养人形象,在为先亡长辈做供养功德的同时,表现了对他们的祭祀和悼念,显示出家窟逐渐兼具家庙性质的趋向。
最后,供养人像的排列组合关系也在变化。中唐以前供养人像多以佛像为中心展开排列,晚唐时开始逐渐变化为以地方长官为中心排列,突显了地方长官的地位,也体现了尊君、忠君的世俗道德观念。
此外,晚唐开始还出现了出行图这种特殊的供养人像,例如第156窟中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这一图像使石窟成为显示个人功绩和家族权势的纪念馆。
以上这些现象正是敦煌石窟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的具体表现。
讲座结束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武夏老师对张老师的精彩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就石窟寺中供养人与洞窟营造的情况进行探讨。线上的各位听众就石窟寺中供养人图像的相关问题同张老师积极交流互动,张老师一一作答。最后,陈小三教授对张先堂研究员耐心详细的讲解表示感谢,讲座在线上听众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