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晚上七点，应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邀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张光辉带来了题为《兴县碧村遗址的考古收获》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为“年度重要考古发现进校园活动”系列讲座第一场，由陈小三教授主持，海金乐研究员、薛新明研究员及王小娟副教授共同到场与谈。讲座从碧村遗址的发现过程、遗迹特点、年代判定、遗迹性质与功能、价值与意义展开，介绍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兴县碧村遗址。
张光辉老师讲述碧村遗址主要收获
讲座伊始，张光辉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碧村遗址的地理位置和课题背景。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黄河和蔚汾河交汇处，遗址周边环河邻沟，北起猫儿沟，南达蔚汾河，西抵黄河，东部以一道横亘南北的石墙为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城。碧村遗址考古工作始于2014年，2015年开展了首次试掘，此后在“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等项目支持下，开展了系统考古和多学科协同攻关考古工作。张光辉老师用以下五个方面来总结碧村遗址的考古工作。
一个缘起
张光辉老师首先提到了碧村遗址考古的缘起问题。苏秉琦先生的《晋文化颂》揭示了整个山西史前考古的脉络，是山西先秦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深度概括了晋南与河套地区的关系问题，碧村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山西北部的兴县。从区域位置来说，山西正处在龙山时代陕北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石峁文化圈与晋南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圈两个重要区域的衔接地带，不仅占据了陶寺文化圈的最核心地带，也占据了贯穿南北文化传播带的主要区域；其次，碧村遗址位于陕北石峁文化圈，又与晋南陶寺文化带并居于黄河东岸，地处两个文化圈的交界地带，为碧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另外，2007年保德县林遮峪石城的试掘及2010年石峁遗址的发现也为碧村遗址的发掘提供了线索，即在黄河东岸的山西实际也存在此类规模可观的石城。在以上思路的基础上，开启了对碧村遗址历经十年的探索。
十年探索
碧村遗址于2014年一次调查初次走入考古工作者的视野，当时的考古项目负责人海金乐研究员到兴县碧村小玉梁地点考察，在地表发现了大量龙山时期的陶片以及断面上残存的墙体，由此推测此处是与石峁类似的遗址。同年7~8月在单位内立项计划做该遗址的考古工作。2014年9月对该区域做了复查和周边区域调查，基本上判断该遗址存在建筑墙体，可确认为城墙。2015年3月在碧村小玉梁地点勘探中发现了石头堆积遗迹现象，包括现遗址西北角的房址，但由于当时尚未厘清遗址内城址的主要布局，而将石头堆积遗迹误认为是类似红山积石冢上的积石，之后的发掘工作也进一步推翻和修正了这一看法。前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为之后系统的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碧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一个中心、一片流域、多维探索、成果转化思路展开，2015年正式启动发掘工作，考古队以遗迹遗物密集区域——碧村小玉梁为中心发掘地点，依照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全面揭露的方式，2015~2018年对遗址核心建筑区小玉梁进行重点发掘，2020~2022年转向宏观上的以东城门为主的区域设施发掘。同时，从2016年至今，山西大学考古学专业部分师生也陆续参与到碧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为碧村遗址的发掘增添了力量。
四大发现
张光辉老师通过展示遗迹平面分布图、历年发掘航拍图等，总结出目前碧村遗址考古的四大发现。
确认了遗址宏观的聚落形态。遗址的发展演变存在一个兴起、鼎盛、衰落过程，鼎盛阶段主要包括普通居址区、核心建筑区（即小玉梁区域）以及内外双重城墙和城门，碧村遗址外城面积达到75万平方米，内城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为一处双重城式的石城聚落，并且在规划、布局、结构等方面体现了设计者的严密考虑，内外城门以及核心建筑区均选址于相对开阔和海拔较高的山峁之上，而普通居址区所处相对狭小及海拔较低区域，可见建筑的层级越低，海拔越低，可视域也随之越小。
首次系统呈现了石城核心区的建筑布局。遗址核心建筑区即遗址的最中心——小玉梁。初兴期，小玉梁北发现一组门向朝南的独立房址以及部分墩台和门道，这种多门道规制的年代大致在永兴店文化早期，是目前所见的院落式建筑中多门道最早的雏形；鼎盛期，在初兴期的房址废弃堆积上发现一组门向朝西的四周砌筑护墙的高台建筑，护墙内为五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砌建筑群；衰落期，护墙内房址经过反复的修补仍然在使用。这批中心性连间房址中轴线对称整齐排列，后墙墙体宽度自中心房址向两侧逐一缩减，各墙体方向与房址基本平行或垂直，多采用两堵石墙拼合而成，而灶址直径也自中心向两侧层级缩小，可见在中心性连间房址的结构、布局方面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房址群迎面为宽阔的中央广场，倚靠东北角护墙还建有早期为单间、后期为隔间的大房址，西北角设置倚靠护墙的石质台阶，与东面的内城门墩台形成明确的互视关系起到了一定警戒、防卫之用。小玉梁除陶器外，还发现一定数量的卜骨、箭镞，以及少量玉石器、铜器等，反映小玉梁建筑的主人占有一定玉石等稀缺资源，拥有占卜及军事方面的权力。
发现了目前最严密的双瓮城的大型城门及外城墙。城墙修建于遗址台地东部，南接蔚汾河，北连猫儿沟，采用版夯夯筑，现存长度近300米。城门位于其中部，由东、南、北三个石包土芯大墩台呈“品”字形排列围合而成。城门结构包括南北门塾、夹道、内外双重“瓮城”，“瓮城”中心还设置小型墩台及门塾。整座门址为双瓮城结构且对称设置，内布门塾，进城时仅能从南北侧门塾和半圆形墩台绕过夹道后进入第一道瓮城，类似于火车站“C”字形障墙分流，便于有序进出，之后再迂回前行进入第二道瓮城才能到达城内，加强了安检和防卫。另外，在遗址衰落阶段，在瓮城围墙夹角地面发现多处生活遗迹，留有可复原的生活用器，也有盛储炊饮等成套陶器和动物骨骼，说明城墙废弃后封堵城门，转作普通生活居住场所，后来也陆续发现利用墙体和石块筑成的商代晚期的居住迹象，由此可见在城址废弃后，城内设施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碧村遗址东门址特征及进出方式
揭示了晋西史前石城的空间分布。2014年以来，通过对碧村所在蔚汾河重点遗址复查，明确了此类龙山石城在山西黄河东岸的宏观分布情况，南界在石楼县。与西南方向地处陕西黄河西岸的芦山峁遗址相比，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芦山茆为土构建筑而碧村为石构建筑，由此可见晋陕蒙地区石城的分布范围的最北界抵大青山、南至石楼县，在宏观空间上与新近报道的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内蒙古中南部、陕北石城以及二里头时期的石城基本连成一片，虽各石城年代可能稍有早晚差别，但基本形成一个围绕黄河两岸集中分布的半月形石城文化圈，拉近了与晋南陶寺、辽西的距离，为探索河套和晋南、辽西等半月形石城地带的文化交融，揭示中华多元一体文明早期发展轨迹打开了新窗口。
三点认识
年代上，根据聚落宏观布局的演变，分为三大阶段：初兴期，以小玉梁南向房址F11、F12为代表，包括南部多门道门址；鼎盛期，以小玉梁西向房址、双重城垣、H24器物群为代表，此时小玉梁建筑调整为西向并修建东城门，上述以五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构建筑修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公元前1900年之后反复翻新修整，直到公元前1700年基本废弃；衰落期，东城门转变为生活空间，地面出现废弃器物群。
环境生业上，从古环境、古地貌、农业种植、家畜饲养、冶金与采石等17项课题进行了多学科探索，对其先民所处环境和生存状态有了初步了解。主梁的交通便利性使当时碧村居民生活在此，且龙山时期河道仅高于现在8~10米；农作和家畜饲养方面分析表明当时经营的是以粟为主、黍为次的旱作经济，大量喂养猪并放养羊牛；另外，还发现了豆科、水稻和枣核一类的遗存，豆科、水稻大多发现于小玉梁一类高等级区域，可见当时的高等级人群对此类遗存的支配度更高，而有关豆科和水稻的来源目前还未能确定。
遗址的功能上，碧村遗址三面环河邻沟，借助蔚汾河和黄河间的天险，形成了双重封闭空间，遗址主体分布在作为交通要道的主梁末端，更容易控制交通要道；其次，碧村遗址城门结构复杂，对称布局迂回设计的双瓮城设施，承袭了后城咀门址，是目前所见史前布局最为规整，结构最为严密的一座门址，开创了后世双瓮城设计的先河。通过对比偃师商城的X2门址、新郑望京楼一号门址，两处城门比前述石城城门更便于进出，可见北方地区石城结构复杂，难以进出。结合苏秉琦先生对夏家店下层时期英金河流域石城的分析，推测碧村遗址、石峁遗址一类地处半月形石城文化圈的石城大致线性和集群分布，均具有严密的城墙和严谨的城门进出模式，具有防卫和交通枢纽的作用。
遗址的性质上，苏秉琦先生曾提出这些石城为高于“古国”的“方国”。张光辉老师认为，经过确认的西周时期晋南国族达到20余处，晋国、倗国、霸国等国已为考古发掘证实，而晋始封“河汾之东方百里”，碧村和石峁所处的龙山晚期是“天下万国”时代，《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表明当时古国甚多，这一情况也被考古工作逐步所揭示。碧村从其规模、等级、内涵来看，已具备古国之态。对于其性质张光辉老师更倾向于属于相对比较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与石峁联系最为密切的集团。
碧村遗址的性质
两大疑惑
通过以上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张光辉老师对碧村遗址提出了两点疑惑，以待日后关注和解决。
碧村、石峁、陶寺之间的关系和渊源是偶然情况还是必然发生。公元前1900年前后，随着陶寺的衰亡，扼守入黄河口处的碧村遗址开始进入衰落期，而石峁在此时也亦见式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存在战争影响或南北交通线的没落两种可能性。另外，石峁和碧村城门朝向东方，均朝向晋中，而陶寺城门布局朝向西南，门址不同朝向的内在原因何在，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成为了第一点疑惑。
公元前2000年前后龙山石城大致分布在黄河两岸，而同样在公元前1900年及之后，这些石城逐渐消失匿迹，直到商代晚期青铜器广泛出现于吕梁山以西的黄河两岸，由此进入了另一个历史的循环之中。那么石城和与商代青铜器及方国是否存在联系，这种现象背后是否反映的是一群人不断此起彼伏的发展成为了第二点疑惑。
讲座最后，张光辉老师对碧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做了简单展望，碧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在山西大学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之下完成，带着现存的疑惑和问题，期待未来考古工作带来的更多惊喜和收获。
张光辉老师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陈小三教授对张光辉老师的精彩报告表达了感谢并进行了简要总结，碧村遗址总面积虽要小于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但仅陶寺遗址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而通过现今考古工作和科学发掘的兴起和广泛开展，我们能够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下了解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这也是当今大环境下考古学学科越来越受重视的根本原因，足以改变阅读文献时根深蒂固的证经补史观念，报告从碧村遗址的微观和宏观角度出发，又将其放在整个北方地区讲述碧村遗址的考古情况，结合碧村遗址结束后北方地区的文化和人群演变，到晚商阶段黄河两岸铜器群的兴起，但二者间存在缺环，期待以后更多考古工作的补充。随后在场专家与谈中，海金乐、薛新明研究员及王小娟副教授就碧村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海金乐研究员作为碧村遗址考古工作最早的发起人，简要介绍了碧村考古工作开始的背景情况。2000年以前，山西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晋南的临汾和运城地区，以大同盆地、忻定盆地为主的晋北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欠缺。随着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河北张家口桑干河流域及东部海河流域大量考古工作的开展，基本建立了这一地区史前至夏商周文化序列，晋北虽然基本囊括其中，但仍然存在不足。基于这一点，为了解和认识晋北的古遗存情况，当时考古所几位负责人考察了陕北高原的石峁遗址，石峁庞大的规模布局和出土的陶石玉器令人惊讶。而探访神木县私人博物馆时获得了一个线索，即晋北兴县碧村也发现了与石峁一样的玉器，包括玉琮、玉璧、玉环等，其中大型玉琮丝毫不不亚于太湖地区的良渚遗址。由此开启了对碧村遗址的初次调查，调查以碧村小玉梁为中心，清理了灰坑，发现了龙山晚期典型特征的陶器。而后又进一步制定了详细科学的调查和发掘方案和原则，碧村考古工作正式展开，经历了各位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至今形成了碧村遗址发掘多所单位、院院合作、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局面。
海金乐研究员讲述碧村遗址考古工作开始的背景
王小娟副教授介绍了她作为山西大学领队老师，带领学生在小玉梁进行考古工作的经历。2016~2018年山西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发掘，整个小玉梁台地东北地势最高，向西向南逐渐降低，东北角保存有几座房址且石墙裸露在外侧，当时的工作从东依次向西推进，首先全面揭露出东围墙的情况，尤其在清理地面时，房屋拐角现象明显，能够准确清晰地判断房址基本形制，这也使当时的山西大学考古队员十分兴奋。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清理了初兴期的南向半地穴房址，也引发了后期对于小玉梁不同发展阶段房址由半地穴式向石砌排房转变的原因讨论。另外，王小娟老师感谢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山西大学的共同合作，在整个发掘、整理的工作中互相成长，肯定了同学们在发掘工地的共同学习和生活中取得的收获和乐趣。
薛新明研究员提出在更大视野下考察碧村的新角度：其一以“秦晋之好”来看碧村和石峁的关系，指由两周时期秦、晋两国作为陕西和山西地区的主要国家，向北延伸到史前时期的碧村和石峁，二者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其二以“走西口”来看山西和陕北、内蒙南部的关系，山西人北上的两套路线走西口和走东口形成了苏秉琦先生对于中原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交流的“Y”字形地带论点。汾河以西、黄河以东，尤其是吕梁山梁峁沟岔组成的特殊地形，虽不利于大规模人群的迁徙，但形成了文化交流和渗透的通道，进入龙山时代后文化从北向南，自南向北，互通有无，诠释了苏秉琦先生“大青山下斝与瓮”，才有了夏商周晋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其三以“中原和北方”来看黄河流域和北方欧亚草原的关系，薛新明老师从考古工作谈到诗词歌赋和历史记载，简要说明了当时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草原游牧游猎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以及对于生存空间争夺的可能性，碧村遗址正处于这个农业和游牧游猎的交界地带上，所以从不同生活方式上来认识碧村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师生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张光辉老师及各位与会专家老师们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现场听众
（张乃馨整理，张光辉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