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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5日，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的“年度重要考古发现进校园活动”系列讲座第三场在考古文博学院报告厅举行。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战护先生带来题为《北方文明的曙光——河北尚义四台遗址考古新发现》的精彩讲座。讲座由陈小三教授主持，李君教授、宋艳花教授和王小娟副教授共同到场与谈。

四台遗址因其丰富的旧新过渡时期遗存获得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并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讲座从以下六个部分介绍四台遗址的考古工作。

一、 引言

赵战护先生首先对四台遗址做了概括：冀西北地区近年发现的面积最大，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早中期遗址。随后对遗址的发掘背景做了介绍。

主讲人赵战护研究员

尚义四台遗址发现于2004年，但工作没有进行太久。2015年至2018年对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勘探，清理了10座房址。陶器主要为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四台遗址的陶器与其周边的裕民遗址与四麻沟遗址编织纹的尖寰底罐不同，这些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经过论证，四台遗址出土陶器充斥着一种新的文化因素，但这些遗址之间的关系和四台遗址的具体内涵尚不清楚。这就引出了2020年之后的持续性发掘。

二、 遗址地理位置与区位特征

从遗址地理位置来看，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缘地带。距长城约100公里。东距坝上第一大内陆湖安固里淖仅7.5公里。

从环境总体态势来看，四台遗址处于我国气候上的干旱与半干旱交接地带。文化上的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动植物资源变化大。古人生存受这种环境影响很大。

从文化区域上来看，四台南有磁山、北福地遗址，东有兴隆洼、红山等大片遗址，西有裕民、四麻沟等遗址。河北坝上四县考古调查也发现有100多处遗址。总体来说，四台遗址位于史前文明异常繁荣区。

回到遗址本身。四台遗址位于一个南北狭长的小盆地，遗址分布于西部坡地的中下部黄土覆盖区。盆地东部无遗址分布，基岩裸露。盆地的中央地势低洼地段有一自然湖泊。

三、 遗存分布与地层堆积

经过前期勘探，遗址的遗存丰富区有四处，由北向南分别为A、B、C、D区，各个区域间隔地带也有遗存分布。目前初步确定遗址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勘探出400余座房址。2020年开始的发掘主要集中在A区。目前共划定了三个发掘区，发掘面积约1700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遗物800余件（尚不包括细石器）。

遗址的地层堆积最厚处达到5.3米。地层分布连续，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主要为第3、4、5层。房址主要集中于4、5层。

四、遗存介绍

根据地层关系和测年数据，赵战护先生将遗址近年发掘遗存共分为五组。

第一组遗存（BP10400-10000）

发掘了六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叠压于五层下。房址平面近似方形或者长方形，但形状不规整，壁面曲折。柱洞基本分布于房址边缘。房址中有灶，但均为灰烬，没有发现烧土。灶多偏向于房址的一侧，没有固定位置。且房址没有发现门道。这其中2022F15形状较为规整，踩踏面打破生土，非常坚硬。2020F8形制与其他房址相似，均不太规整，地面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特点，在灶边地面上出土了发掘以来最大的陶片。

第一组房址出土遗物数量不多，打制石器主要有石球、舌型器、石钻和锯齿刃刮削器等。但出土物中石核比例很高，有大量已经剥制完成，作为废料的锥状石核和部分两面起脊，粗加工的石核毛坯。也出土有大量石叶和石片，尚正在分类。从出土细石器来看，其石料主要为玛瑙、石英和燧石。但经过调查，距遗址最近的玛瑙矿远在30公里以外，遗址附近也没有其他原材料来源。

大型石器出土最多的为研磨器。如磨盘、磨棒和磨杵等。尺寸不大，但使用痕迹十分明显。这些石器多为砂岩质地，石料为本地出产。

陶制遗物不多，主要为陶片。陶色为灰褐色或红褐色。陶质有泥质和夹大颗粒石英两类。纹饰以素面为主，也有戳印纹，浅刻划纹。2020F8出土最大的陶片，陶质为夹石英，陶片上方为从右向左戳印的圆弧纹饰，从上到下共有六圈，下方为较为规整的菱形格纹。陶器制法为泥圈套接，下腹部较厚，上部较薄。

骨器出土数量较多，主要有骨针、骨锥、骨管等。其中骨管很有特色。一类骨管经过模拟实验，可能与装饰有关；另一类骨管的直径与陶片戳印圆圈纹直径相近。可能为制陶工具的一种。另外，第一组遗存出土动物骨骼数量相当巨大，种类丰富。陆生、水栖动物均有发现。

第二组遗存（BP9200-9000）

发掘四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址相对于第一组在形制上没有太大变化。但面积相对第一组增大。且个别房址灰烬堆积很厚。其中2021F1形制相对较为规整，柱洞分布于房址周边。房址中部有浅坑灶。该房址由于地势原因，西北高，东南低。因此房址呈现西北深，东南浅的态势。由于一二组房址均未能发现门道，所以房址朝向方面只能按照地势初步判断为西北-东南向，背靠高地，门面向湖。

出土物方面与第一组遗存大同小异，同样为大量的锥状石核，少量的楔形石核和部分石核坯料。另外还有大量的石叶。大型石器方面依然以研磨器为主，但相对于第一组比例大幅上升。

陶器方面以版状器为主，有方形和圆形两类。其中方形全部素面；圆形有花边装饰且起棱。在陶质上板状器泥质为主，很少有掺杂物。

出土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碳化骨管等。动物骨骼数量依然相当多，且大量出现于房址中。

第三组遗存（BP7700-7400）

发掘17座成排分布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面积依然呈现增大趋势。房址平面形状较为规矩，呈方形或圆角方形。房址中灶位置较为固定且形制较为规整，均为房址中央的浅坑灶或者石板灶。柱洞分布在灶周边。但大部分房址依然没有发现门道。17座房址中5座埋有人骨，人骨附近均有随葬品，如石铲，磨盘，石刃骨刀等。

2020F2出土人骨最多，有14具。这些人骨由北向南可以分为四组。前三组头向均朝北。第四组有两具人骨屈肢幅度很大，可能要借助某种外力才能让尸身达到这种屈肢幅度，或者可能为二次葬，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房址内人骨的年龄性别跨度较大。年龄方面二三组人骨下压有一仰身直肢葬老者，初步判断年龄在60岁左右，也发现有几岁的儿童。人骨性别方面男女均有。随葬品主要为石铲和磨盘。人腰腹部出土有刀，大多数人脖子上有串饰。随葬石铲、陶器和肩胛骨都有某种指向和规律，如该房址边有三件陶罐，均为倾倒放置，罐口似有指向。随葬品中磨盘，磨棒可能与人骨的身份和社会分工相关。另外大量磨盘和磨棒的出土可能带有一定的指向性，且经检测磨盘和磨棒都有粟黍的残留物。这些都指向了当时的农业，可能在当时，农业在四台遗址正在蓬勃发展。

2020F4房址整体呈方形，没有门道。房址西北角有一壁龛，壁龛内有一陶罐。该陶罐是四台遗址近年发掘唯一出土的较完整陶器。房址东北角主要放置石铲，共有六套；西北角主要放置有大量的磨盘和磨棒，还有磨盘坯料。房址南部出土大量加工过后的碎石块和一套磨盘和磨棒。

2020F1又有所不同。该房址发现三层活动面，每一层活动面都有灶。每层都有磨盘磨棒和陶器分布，从使用痕迹来看这些遗物都在使用中。但房址的壁面是上下贯通的，为何要将这些器物层层埋藏起来，尚待进一步研究。

总体上看，第三组遗存出土陶器分为两类：一类为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另一类为大口筒形罐。

石器方面主要出土大量磨制的石铲、磨盘和磨棒、锯齿刃石刀、研磨器、石斧等。石铲单肩和双肩均有，个别石铲带有穿孔；部分磨棒为哑铃形，据器物两端的使用痕迹判断其作为杵使用。

骨器方面主要出土骨刀，均伴随人骨出土，位于其腰部。骨刀分为两类：一类单刃有弧度；另一类两边镶嵌短石叶制成的齿刃。这种短石叶与遗址中出土的长石叶不一致，应是打断长石叶制作而成。

饰品方面出土有玉玦、串珠、穿孔骨器、贝壳、蚌饰等。玉玦体积不大，仅2cm左右；穿孔骨器2件基本相同，均有5孔，其中有四个孔两两相对。研究团队进行了模拟实验证明骨器可以吹响。这种骨器可能类似于哨子或笛子；贝壳有部分顶部穿孔，极个别穿两孔，其是否有某种特殊意义尚待讨论和研究。

第四组遗存（BP7300-7100）

发掘大量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面积更大（16平方米），形状更规整。灶位于房址中部，但大部分仍为灰烬堆积，极个别发现红烧土堆积。柱洞仍围绕房址穴壁周边分布。大部分房址没有发现明确的门道。第四组房子的显著特征是其地穴很深，最浅房址深约70厘米，最深的房址达1.2-1.3米。这种较深的房址基本都在房址的东南角发现有斜坡状短门道。

本组遗物总体上不多。石器出土有磨盘、磨杵、石铲、石球等。陶器主要有平底带有麻点的罐。动物骨骼方面，房址内发现数量较多的大型动物骨骼，灶周边也发现有大型动物的碎骨。

第五组遗存（BP6800-6400）

没有发现明确遗迹。主要发现一件较为完整的尖寰底罐，纹饰多鱼鳞纹、戳印波折纹。罐体制作工艺为下半部泥圈套接，上半部泥条盘筑。陶器与前期截然不同。第五组遗存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五、 相关研究

四台遗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进行了广泛的多学科合作。包括测年、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残留物分析、石器微痕分析等。

在这些工作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测年。遗址共测得40余组连续的数据，测年结果比较集中。

动物考古方面 ，主要针对一二组遗存的动物骨骼。共发现有蚌、螺、蛙、鱼、雉、鸟、犬等18个类别。犬可能存在家养。表明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环境，有河湖分布。遗址小盆地中的湖泊经研究已经有1万余年历史，且曾经水位显著高于现状。动物考古结论证明了先民生计模式与狩猎密不可分。肉食来源主要为野生鹿类、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动物，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

植物考古方面 主要浮选了1-3组遗存，主要得出两条结论：(1)距今10500-10200年之间，四台遗址周边以草原植被为主，先民可能采集苔蒿属、草属、蓼属、禾本科等种子。(2)距今8000-7000年之间气候条件湿润，发育森林-草原植被，先民采集一些乔木类果实，并有粟黍农业活动。

环境考古方面主要结论：(1)距今10500-10200年，四台周边发育以蒿属为主的草原植被，气候相对干旱。(2)距今8000-7000年，栋属等乔木花粉含量最高,研究区被开阔的森林-草原植被占据，气候温暖湿润。

生业经济方面，结合上述研究和石器微痕分析、碳氮同位素分析等手段得出结论：第一组人们以狩猎采集为主；第二组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但残留物分析显示该时期四台遗址先民可能对粟黍农业有所涉及。第三组粟黍农业已经出现。第四组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由农业经济转变回狩猎采集经济，其转变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六、 认识与价值

赵战护先生就四台遗址的认识和价值进行了八点总结。

1.进一步建立完善本地区新石器早中期考古学文化序列。

研究团队结合测年，地层关系、遗存特征将四台遗址五组遗存分为四期，一二组为一期，其余三四五组分别为二、三、四期。第一期主要以细石器、板状器、压印纹陶器为典型特征；第二期以素面小平底筒形罐、磨盘、磨棒、石铲为典型；第三期以麻点纹陶器为代表；第四期以尖寰底罐为代表。

文化属性来看，四台遗址第一组与裕民、四麻沟、兴隆遗址有差异。但在四台遗址第三组，文化属性却与这些遗址相似。再结合各遗址的分期和年代，四台遗址为本地区新石器早中期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内容。

2.四台一、二组，实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无缝衔接。

四台遗址是冀西北地区近年发现的面积最大，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早中期遗址。距今一万年前房址的发现最为重要，之前从未发现这样多座形制确定，功能明确的房址。四台遗址可以称之为北方最早的定居村落。而成组定居房址的出现，是人们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进的基础。在定居的基础上，其他的技术和生业才有发展的条件。

石器技术传统上，于家沟遗址与四台遗址，从坯料加工到剥片过程技术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了人群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3 .四台一、二组，确立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找到燕辽地区的区域传统的根源。

（1）初步命名四台文化。压印纹陶器、细石器、半地穴房址，特征鲜明，前所未见，可初步认定为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2）燕辽文化区的根源。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相似的文化因素。如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文化因素。

4.四台第三组遗存出现的新的文化因素，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新的内容。

四台遗址第三组遗存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四台遗址的弧腹小平底罐和兴隆洼的直腹筒形罐是有差异的。另外，兴隆遗址第二期出土的罐在形态上与四台遗址第三组相似，但纹饰上又有所不同，兴隆为编织纹，而四台以素面为主。四台遗址与小河西遗址陶器有所共性，都以素面为主，但器型上又不一致。四台第三组遗存作为裕民遗址的一个地方类型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还有待商榷。

5.粟黍的发现，为探索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四台遗址第三组时期农业已经处于一个相对的成熟态势，这个区域还有可能有更早的农业起源线索。

6.四台第五组遗存，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对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台遗址第五组的尖寰底罐与俄罗斯贝加尔地区出土陶罐十分相似。这种联系是一种真正的联系还是一种文化上的巧合？这种联系是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两者之间的路径与草原丝绸之路有部分重合，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7.冀西北沟通南北串连东西的区位价值。

四台遗址一二组遗存石器技术特征继承于泥河湾，同时四台遗址一二组的文化因素又由辽西的兴隆洼继承。四台遗址第三组又与其西部的裕民、四麻沟、兴隆遗址在陶器形态上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第五组又与北部的贝加尔地区有某种联系。体现了冀西北地区沟通南北，串连东西的区位价值。

8.北方地区新石器早中期社会发展进程。

从距今2万年前的吉县柿子滩遗址，到距今8000年的磁山遗址，年代序列完整清晰，涵盖了整个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距今1万年左右的四台遗址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节点，填补了北方地区新石器早中期的社会发展序列。

讲座现场

综上所述，就四台遗址的学术价值而言：

四台遗址堆积丰厚，延续时间长，自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期出现最早阶段遗存，新石器一期遗存代表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为新石器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重要内容，从10000年前后延续到6000多年，展现出一副冀西北史前社会发展历程的动态图景。其对冀西北坝上草原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聚落与社会、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旧新时期过渡、定居起源等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研究冀西北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乃至与东北亚人群关系、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也体现了冀西北勾连东西、串通南北的重要区域价值。

就社会发展价值而言：

1.10000多年-6000多年四期遗存，实证了10000年的文化史，也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体现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根源，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动力，也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基因。古人顶烈日、战严寒，顽强生活，阔步向前，这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踔厉奋进的精神特质，这恰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

最后，赵战护先生就四台遗址的文物保护和工作计划做了展望：

1.加大发掘研究、阐释力度。继续对遗址本体进行发掘，开展聚落结构、年代分期、文化面貌、动物、植物、环境、地学等考古研究，进而持续开展华北北部农业起源研究、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动力机制研究。

2.加大遗址宣传、保护、活化力度。多形式多途径积极宣传，地方政府适时筹划建设遗址公园，让四台遗址真正成为万年文化的标识而活起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随后在场专家与谈中，李君教授、宋艳花教授和王小娟副教授分别就四台遗址的重要发现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学者与谈

李君教授首先感谢了赵战护先生对四台遗址文化内涵的精彩讲解。他认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深挖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成果。他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秉琦先生和张忠培先生就在河北张家口地区做过工作。并且苏秉琦先生曾在河北蔚县召开过座谈会，提出了著名的“Y”字形三叉路口。但在苏公离开后近40年以来，冀西北地区一直没有得到太大关注。近年除了泥河湾一直有所发现之外其他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一直较少。四台遗址使我们眼前一亮。李君教授还补充了四台遗址发掘的一些背景：四台遗址发现时，张忠培先生得知后，对四台遗址评价很高，认为发现十分重大，“要顶破天了”现在看来张先生所言不虚。

宋艳花教授高度评价了四台遗址。认为四台遗址可以定格为一个文化，类似于新密李家沟遗址。她指出，由于华北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地层缺失，华北地区旧新过渡一直是学术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她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四台遗址的重要性：

一是时代变更方面。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四台文化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给我们呈现出这种质变。这种质变体现在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生产方面，四台文化为我们呈现了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的变化和陶器的出现。打制石器是一种减法，不可重塑。到了旧新过渡阶段，细石器出现，制作的理念就有所不同，细石器伴生复合工具出现，复合工具延伸了人类的臂膀，将石刃镶嵌在骨柄或木柄上使用，已经出现了标准化的雏形。陶器的出现就更加不同，陶器的制作是一种加法，是可重塑，标准化的工作。生活方面体现在定居上，相当多的旧新过渡遗址都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四台遗址一期仍为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仍然利用自然资源。很多房址存在多层堆积会不会是人类季节性居住产生的？但遗址内存在有落地工具如磨盘、磨棒等。这些工具指示着原始人停下了脚步，因为这些工具一般长期原地使用，不会搬运很远。四台遗址为我们展现了原始人由游猎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的过渡阶段。

二是四台文化的意义方面。在华北地区距今10000-8000年地层缺失的情况下能找寻到四台这样的遗址是非常难得的。四台遗址为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重要案例且填补了本区域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空白。但在全国范围上来看，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遗址还是太少，难以勾勒出全国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内容。且我国地大物博，各地过渡时段开始的时间不同，持续时间不同，甚至在部分地区有缺失。各个地区旧-新过渡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另外，四台遗址的可挖掘性还很大，如研究古湖的发育历史，探究遗址周边的湖泊最高水位存在于什么时段，可以据此探寻其边缘地区有没有更早人类的游猎遗址、遗址的生土以下可能还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等。

王小娟副教授从微观角度对四台遗址陶器的陶质和原料提出了看法。她认为四台遗址为陶器的起源材料增添了新的内容。她指出，随着我国陶器资料的增加，陶器展现的文化多样性十分丰富，但反而难以总结区域特征。华南地区的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2万年陶器为夹砂陶。东北地区后套木嘎、白城双塔一期等遗址出土的距今1.5-1.1万年的早期陶器有夹砂陶、夹碳陶、夹碳夹蚌陶。于家沟遗址出土1.36万年夹碳陶。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距今1.32万的夹碳陶。从陶制或原料上来说四台遗址出土陶器为夹砂陶，陶器断面上闪亮部分可能为云母或直闪石。这些不断积累的资料可以来探讨区域特色，探究各个区域间是否有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从年代上，华南陶器出现最早，为距今2万年。东北距今1.5万年。四台遗址遗存相对于上述材料来说是最丰富的，遗存分五个阶段，对研究陶器制作工艺的系统变化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上尖寰底器的制作方法和小平底器、平底器是不一样的。尖寰底器制作方法一般为倒筑或模具制作，否则器物的尖寰底不足以支撑器物的口部。四台遗址的材料对后续的陶器制作工艺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讲座现场

最后，师生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赵战护先生及各位与会老师们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作者系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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