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下旬，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大同县（今云州区）吉家庄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考古系多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发掘，我和邓惠老师作为山西大学方面的带队老师，全程参加了实习。
7月初，考古发掘已经基本结束，同学们开始转入室内整理阶段。因为我和邓老师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都比较外行，邀请专家到工地指导势在必行。想来想去，我们一致认为邀请刘绪教授是最好的选择。原因很多：刘老师是山西人，既在山西长期从事过考古工作，也持续关注相关的考古工作进展；我们多次听过刘老师的课程或讲座，为他在我国先秦考古方面的细致观察和总体把握深深折服，希望给学生们创造一次近距离学习的机会；因为曾在北大学习的缘故，我和刘老师比较熟悉，此前还曾就实习基地选址的问题征询过他的意见，正好借此机会汇报一下收获。我先联系了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冯峰师兄，了解刘老师最近有无空闲，事情比预想得还顺利，很快就与刘老师约定了考察时间。
7月7日早晨，我们从驻地出发，到大同火车站的出站口等待，很快就看到了身材瘦削的刘老师面带微笑地走来。原本计划先安排刘老师在市区的宾馆住下，稍事休息后再前往驻地。刘老师却连说不用，要求直接去驻地。
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刘老师来到了我们在吉家庄村的驻地。同学们早已恭候多时，在院子里支起了圆桌，摆好了出土的遗物等。刘老师在亲切地与同学们打过招呼之后，就坐在桌旁，开始观察遗物。刘老师观察得很认真，边看边讲，我和同学们围绕在他身边，全神贯注地听讲。这些遗物在出土以后我们都不只一次观察，但主要流于表面，难以深入。刘老师的讲授一方面从器物的微观特征入手，引导大家准确把握遗物的特征和细节，看到典型的标本或痕迹时还会专门讲解陶器的制法及工艺等，另一方面把器物放在宏观背景中考量，告诉我们类似的器物或者文化特征还见于哪些地区哪些时代哪些文化，让我们逐步认清这批遗物的时空坐标。这些都是我们当时急需获取的知识和视野，刘老师的现场授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使我们的整理工作终于摸到了门道。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到了11点。刚好桌上的遗物基本讲完，我们赶紧请刘老师休息片刻，与同学们一边吃西瓜一边聊天。
刘老师在聊天中听我说起在吉家庄遗址还有1块上世纪50年代立的文物保护标志碑，很感兴趣，我们就一起前往村子附近的遗址。我们先请刘老师参观考古发掘工地，虽然探方已经基本结束发掘，但在发掘区附近的断面上暴露出一处可能是窑址的红烧土面，我正在犹豫是否需要清理，就借此机会征求刘老师的意见。刘老师戴着草帽，和我一起爬上疏松的土堆，仔细观察了这处遗迹，基本同意我对遗迹性质的判断，并明确建议：看到就不应错过，应该尽快清理。有了刘老师的建议，我就不再迟疑。不仅这处窑址，几天后村民在取土时挖到一座灰坑，我们都抓紧时间进行了清理，并有重要收获。
离开发掘工地，我们来到了文物保护标志碑附近。刘老师仔细端详了这块立于1959年12月的“文物古迹保护标志”碑，还专门拿出手机拍摄了照片，时间这么早的标志碑在山西并不多见。这块石碑附近是1965年5月立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我们与刘老师在标志碑附近合影后返回驻地。
午餐就是驻地的简餐，虽然菜品比较简单，我们专门给刘老师准备了本地特色的素糕。刘老师是广灵人，这正是对他胃口的食物，高兴地吃了好几块。午饭过后，我们请刘老师午休。因为驻地没有空余的床位，我特意把自己的床铺整理了一下，安排刘老师休息。刘老师在午睡前专门叮嘱我，难得来工地一次，希望能给同学们多讲一点，要我早点叫醒他。我在房间里陪刘老师聊了一会儿天，看他渐有困意，就搬了板凳坐在房门口看书，本意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没想到书还没看几页，刘老师已经起床，低头一看表，还不到15分钟。刘老师执意不肯再休息，我们只好陪同他前往整理场地。
遗址出土的可复原陶器、小件器物等保存在驻地，上午已经请刘老师指导过；出土的陶片因为数量巨大，整理时又需要全部摊开，我们就全部搬到了村里的戏台里。戏台的场地够大，我们将地面打扫干净后，用粉笔给每个遗迹单位画好区域，将所有陶片清洗后在此摊开，同学们就在这里对陶片进行拼对、统计、挑标本、做卡片等工作。在戏台里进行整理，好处是避免了日晒雨淋，美中不足的是屋顶上栖息了大量燕子、麻雀等鸟类，鸟鸣虽然悦耳，遭到“轰炸”就郁闷了，所以在这里进行整理也得戴上草帽。刘老师14点左右就到了戏台，几乎是一片一片陶片、一个一个遗迹单位地看过去。他坐在马扎上，一边摸陶片，一边与我们交流，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这对同学们来说是宝贵的学习机会，但也消耗了刘老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几次劝他休息，他却坚持要将陶片看完。
刘老师基本完成对陶片的观察和讲解已近傍晚，因为大同市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同仁在市区安排了宴请，我们就陪同刘老师离开驻地。晚上的宴请结束后，我们把刘老师送到酒店休息。8日早晨，我们又专程从驻地赶到酒店，把刘老师送到了火车站。刘老师反复跟我们说不用再跑一趟，他自己打车就可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因为与他在一起的一分一秒对我们来说都是学习，都很宝贵。我们在进站口与刘老师挥手告别，心中一方面为没有更早邀请他而懊悔，另一方面下定决心，下次田野发掘时首先邀请刘老师。
没想到再也没有了下次。
2021年9月26日，刘老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与中国考古学界的其他同仁一样悲从中来，不可遏抑。曹大志师兄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句话，“每个人都有很多刘老师的故事，再没有人像刘老师一样被每个人爱戴”。刘老师一生走过的考古遗址不计其数，在考古工地对同学们的谆谆教诲也不胜枚举，吉家庄的一天对刘老师来说只是普通的一天，但对我们而言却是值得永远记住的一天。
刘老师对我们不厌其烦、细致入微的讲解是“言传”，对考古工作的专注与热情则是“身教”，使在场的所有师生都深受感动。更令我难忘的是，4年前的那个黄昏，当我们陪同刘老师离开吉家庄村时，他嘱咐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工地条件艰苦，把给他的专家费省下来，花在工作和学生上面。每念及此，我都忍不住眼眶湿润，您从来都是这样，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刘老师，我们想念您。